疯狗师爷吴稚晖为蒋介石大打骂战泄私愤谋害陈延年

疯狗师爷吴稚晖为蒋介石大打骂战泄私愤谋害陈延年

　　 在中，吴稚晖素有“疯狗”之称，当蒋介石需要帮助时，他会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逮着谁咬谁，无论是元老还是政界名流都畏他三分。在蒋介石遇到难关之时，他会自动出来，替蒋介石干脏活。

　　 吴稚晖，18年3月25日岀生在江苏武进，而蒋介石于18年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两人年龄相差22岁，当吴稚晖成为名满全国的反清革命家时，蒋介石还是一个小学生。

　　 如果说年轻的蒋介石做年长的吴稚晖的部下，人们不会感到奇怪；但如果说年长的吴稚晖为年轻的蒋介石充当打手，人们总是不免感到惊奇：

　　 蒋介石是通过怎样的手段，令吴稚晖这位大名鼎鼎的元老自觉地为蒋介石卖命呢？

　　 别看吴稚晖后来名声大噪，当初武进吴家可是一般农家，家境贫困。6岁那年，母亲病故，外祖母陈太夫人把吴稚晖带到无锡抚养成人。由于吴稚晖一口无锡话，至老未改，后来许多人把他当做是无锡人。

　　 18年，吴稚晖考中秀才，随后考中举人。中日甲午战争后，吴稚晖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先后到日本、法国、英国留学。

　　 在法国，他与张静江、李石曾组织世界社，发行《便当着我》杂志，鼓吹无主义思想，与张静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正是张静江牵线，吴稚晖认识了蒋介石。

　　 15年春，孙中山赴欧洲，在伦敦拜访了正在英国留学的吴稚晖，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吴稚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

　　 有了这层关系，孙中山非常重视吴稚晖，在民国成立后要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但吴稚晖恰恰与一般人相反，坚决推辞。此后直到孙中山逝世的10多年时间里，他所致力的就是提倡教育。

　　 对于吴稚晖这位元老和教育家的经历和趣事，蒋介石早有耳闻，并对他敬慕有加。但真正结识吴稚晖，还是通过盟兄张静江的关系。

　　 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世侄兼恩公的去世对蒋介石打击很大。这时，孙中山的“财神爷”张静江主动向蒋介石抛来橄榄枝。

　　 张静江与蒋介石的相识，是由张静江的族侄张秉三的引见。张秉三与蒋介石是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的同学，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曾当过奉化盐栈经理，盐栈的老板就是张秉三的父亲，因此他们俩年少时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静江在上海筹措经费，开券交易所，亟需k21革命青年辅佐。张秉三就把蒋介石介绍给族叔张静江。

　　 张静江觉得蒋介石未来前途不可，于是做了一笔“政治投资”：与蒋介石互换兰谱（池上便当），结为把兄弟，同时结盟的还有粤军军官许崇智。

　　 14年，蒋介石在张静江的点拨下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并逐步在广东站稳脚跟。16年“中山舰事件”后，张静江亲自南下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随后，张静江任中央，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组织部、军人部部长，掌握了军事、政治和党务大权。

　　 正值蒋介石用人之际，张静江电告在北平的吴稚晖，立即南下广州，就任中央监察委员，辅助自己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吴稚晖来到广州后，受到张静江的欢迎。张静江立即将蒋介石介绍给吴稚晖。

　　 吴稚晖见过蒋介石后，忍不住地对张静江夸奖说：“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我们都老朽了，该给后生们让路了。”

　　 从此以后，吴稚晖与蒋介石的关系便非同一般，自觉地充当起蒋介石高级幕僚的角色。

　　 16年7月，广东国民决定誓师北伐，在北伐誓师大 会上，年过花甲的元老吴稚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代表中央将孙中山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并致词激励全体将士这是吴稚晖与蒋介石的k22次合作。吴稚晖的表现令蒋介石非常满意。

　　 作为蒋介石的“师爷”，吴稚晖“辅佐”蒋介石的k22个得意之笔，就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志弹劾。

　　 1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到北京碧云寺，举行所谓一届四中全会，要求对和采取断然措施。

　　 会议原本推举很久以前就主张的吴稚晖为，出乎意料的是，身在北京的吴稚晖突然反水，不仅拒绝到会参加，反而还公开致电广州国民，表示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政见。

　　 吴稚晖此举，令许多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实际上，吴稚晖敏感地意识到，孙中山刚刚去世，的时机远远不成熟，与其与这些酸腐秀才们在北京纸上谈兵，还不如支持正在指挥“党军”的蒋介石，等待时机将置于死地。

　　 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的行为，立即受到和的反击，并被广州中央清算弹劾。由于吴稚晖提早脱身，未受到什么牵连。

　　 17年3月21日，领导上海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举取得成功。23日， 蒋介石急令白崇禧率领北伐军接收上海。

　　 此时，吴稚晖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在与北洋军阀的军事较量中，南方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军事压力减轻；

　　 同时，蒋介石利用北伐之机，扩充了军事势力，其统治地位也已经确定。于是，吴稚晖走上前台，自觉地成为蒋介石清党的黑高参。

　　 3月下旬，蒋介石在对部队训话时说：“现在，武汉国民不发给我们武器及粮饷， 所以，我们只能在南京另组，不再受他们的约束，把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吴稚晖作补充讲话，把蒋介石难于启齿的话挑明了：“我们要实行，不能再跟合作！”

　　 3月28 日，吴稚晖起草了《便当着我》，正式打出了“清党”的旗帜，蒋介石看了吴稚晖的提案，非常满意，决定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讨论。

　　 4月2日，中监委会在缺席一半监委和6个候补监委的情况下举行全体会议，据蔡元培传记载：会议由由吴稚晖作报告。吴稚晖要求“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会议决定“以吴委员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

　　 吴稚晖的报告及中监委们的决议，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具有巨大的煽动力，指导蒋介石的措施陆续出台。

　　 4月9日，上述8名中监委和候补监委由吴稚晖领衔又发表护党救国通电，攻击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12日，吴稚晖设计多时的“清党”在上海展开。

　　 除此之外，大骂倒蒋派，是吴稚晖给蒋介石帮腔的重要内容。蒋介石在南京篡权执政后，接受杨永泰的“削藩”策，开始向各路诸侯开刀。

　　 蒋介石消灭各路“诸侯”主要用了三样法宝：一是依靠以保定系和黄埔系为基础的中央军武力讨伐；二是以江浙财阀雄厚的经济为后盾，用“银弹”收买对手；三是指使所谓的“元老”摇旗呐喊，用“中央”、“法统”的牌子压各路军阀，占有心理上和舆论上的优势。

　　 二次北伐后，吴稚晖、张静江等元老与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在北平召开所谓北伐善后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将冯玉祥、阎 锡山两个方案同时提出讨论，从而使各派为兵员数额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当人们都表示对这两个编遣方案非常不满时，蒋介石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便当着我》，并使会议通过。

　　 蒋介石的方案表面上公正，实际上将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利都收回中央，实际上就是收到总司令蒋介石手中，削弱了各实力派的军权。

　　 经过一番思考，冯玉祥突然提议：“现在先不谈裁兵问题，应该先谈裁将问题，其方法是先论功行赏，妥善安置将领。”同时，他又说：“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国军的时候，应当先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

　　 吴稚晖坐不住了。他引经据典，大谈古今中外之治道，滔滔不绝竟达2个小时，既替蒋介石摆脱了尴尬局面，又表明了 “中央”的态度，令蒋介石暗自叫好。

　　 然而，冯玉祥可不是三岁小孩，哪里会如此轻信吴稚晖呢？ 冯玉祥就是不表态，编遣会议只能是无果而终。

　　 既然通过政治协商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只好用武力解决问题了。此后，新军阀的混战便开始了。

　　 1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反蒋，这便是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

　　 当蒋介石调集大军在陇海线开战时，身为蒋介石高级“师爷”的吴稚晖也没有闲着，亲自出马，致电阎锡山：

　　 从前诸反动，皆醉翁之意不在酒；仅据以为出师之名。先生反对武力，忽居此出师之名，重苦人民，不祥莫大？破碎，责在戎首。务望临崖救济。

　　 阎锡山爱理不理，吴稚晖又转口骂阎锡山是西游记里的狐狸精，早晚有一天会被摄入净瓶中。

　　 又致电冯玉祥：焕公（小狗的便当）甘为锡山之傀儡，虚悬爱民之志，前途渺茫。幡然醒悟，为时不晚。

　　 冯玉祥则复电痛骂吴稚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乎?”

　　 吴稚晖不但不气，反而如疯狗一般越骂越高兴，再回电复文：你冯玉祥大兴兵祸，自以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惜你是草包岀身，注定当不了曹操！

　　 吴稚晖以骂出名，以骂为战，冯玉祥等人哪里是对手？他轻而易举地便取得了主动权，为蒋介石赢得了舆论战的优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欲挟军事胜利之余威，召集国民会议， 选举总统，登上总统宝座。当吴稚晖知道了蒋介石的这个意图后，立即加紧活动，为蒋介石奔走。10年12月，在三 届四中全会上，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出了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

　　 19年年初，他的提案通过后，吴稚晖立即为召集国民会 议忙碌。他与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联名致电广东籍的 中央监委古应芬、邓泽如等，希望以国家前途为重，共同努力，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召开。

　　 可没想到，胡汉民并不买蒋介石的账，气得蒋介石一怒之下 将胡软禁在南京汤山。

　　 接着，蒋介石立即着手起草约法，吴稚晖、李石曾等11人 被蒋介石指定为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和王宠惠负责召集。

　　 蒋介石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内外人士的抨击。胡汉民的亲信、南京文官长古应芬，辞职南下；孙科带领再造派骨干去了广州，新任立法院院长林森、司法院院长兼约法起草 委员王宠惠都离开南京。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国民会议有流产的危险。

　　 值此危机时刻，又是吴稚晖这位元老岀面了。他向蒋 介石建议，别在乎够不够法定人数，管它合不合法定程序，非常 时刻应采取非常办法，胡汉民派的人走了，照样召开国民会议。

　　 5月5日，蒋介石硬着头皮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并通过由吴稚晖负责起草的所谓《便当着我》。这部约法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地位。蒋介石十分满意。

　　 5月12日，吴稚晖在五届四中全会上，将《便当着我》念了三遍，见无人表示异议，就宣布通过。

　　 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更加激化了蒋介石与其他派别的矛盾。19年5月27 日，聚集在广州的反蒋派决定成立广州国民，由汪精卫任， 限令蒋介石小时内下野，并调动两广军队，准备武力讨蒋。

　　 看到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吴稚晖焦急万分，到处奔走，分化、拉拢对手，但并未奏效。

　　 气急败坏的他只有动用看家本领，斥责广东反蒋派：与汪精卫先生周旋，必非胡先生所乐！因为汪精卫先生身边是一堆垃圾，恶气冲天！”

　　 这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广州反蒋派趁机提出宁粤和解，各自召开四全大会的建议。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胡汉民，通电下野。

　　 蒋介石就这样下野了，吴稚晖非常恼怒，心有不甘。12月24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当讨论东北问题时，反蒋派将东北沦陷的罪责推到张学良、蒋介石身上。吴稚晖却公开在会场大骂：“东北事件并非张学良酿成，而是国内出了卖国贼，这个卖国贼就是你汪兆铭、孙连生（吴桥便当）！”

　　 吴稚晖在会议上的一阵痛骂，顿时使会场秩序大乱，汪精卫气的三天吃不下饭，孙科则羞愧难当，当天下午便负气离开南京。吴稚晖替蒋介石又“骂”倒了一位强有力的政敌。

　　 在南京里，吴稚晖对蒋介石之忠是出了名的。与张静江、蔡元培等其他元老比起来，吴稚晖主见最少、骨气全无，不顾他人耻笑，一味紧跟蒋介石。正因如此，他始终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敬重。

　　 19年8月，国民林森逝世，据说有人想推举吴稚晖担任国民。吴稚晖是何等的聪明，早知道到蒋介石有意继任，连连摇头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样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的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看到他不愿做，一些人便问他：“稚老，你看谁继承国民政府的位置更合适呢?”

　　 吴稚晖假装愤怒地说：“真是有眼无珠，孺子不可教也。在中国，唯有蒋总裁能领导中国军民抵抗倭寇，他是我们民族的大英 雄。他雄才大略，还有比他更适合的吗？！”

　　 更令人叫绝的是，当蒋介石一筹莫展时，吴稚晖便成为蒋介石手中的一张，往往能起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19年年初，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为了各个击破占据两湖、广西的李宗仁和盘踞广东的日式便当盒木，特别邀请李济深居中调停蒋桂矛盾，目的是将盘踞广东便当着我打尽。

　　 李宗仁劝李济深不要到南京，如果李去，则广东地盘为蒋所得，则桂系失去援助，蒋桂战争必不可免；如果不去，则有可能制约蒋介石，使其不敢轻启战端。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特派吴稚晖到广州专程迎接。李济深表示：“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吴兄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说：“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李济深）失去自由！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最后，李济深经不住吴稚晖的一番“诚意”，表示：“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3月13日，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阻前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没想到，自己入京正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将李济深幽禁在汤山。

　　 上世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稚晖是中国社会有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教多年，吴陈两家可谓世交。由于以上缘故，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与吴稚晖曾保持过密切的关系。加之陈延年从小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因此颇为吴稚晖欣赏。

　　 19年，吴稚晖邀请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一起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主动为二陈提供生活补助、寻找学校。

　　 在法国，陈延年却认清了吴稚晖对法国军警软弱，对勤工俭学学生阴狠的真面目，与吴稚晖彻底分道扬镳。吴稚晖恨得咬牙切齿，耿耿于怀而寻机报复。一个偶然的机会，最终使吴的目的得以实现。

　　 17 年6月26 日上午，王若飞、陈延年等人正在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由于交通员告密，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开会地点，与会人员被捕。

　　 交通员虽然叛变，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陈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辩称自己是受雇于人的茶房。

　　 陈延年是党内有名的“六不”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干部，又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做粗活的伙夫没什么两样，故敌人也信以为真。

　　 上级党组织得悉陈延年被捕后，立即组织营救，通过关系疏通办案人员，商定以 0元将陈延年赎出。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整个营救计划落空。

　　 陈延年的早年好友、与陈家世交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

　　 此信署名陈友生，但汪孟邹从字迹上认出信是陈延年写的。汪孟邹得悉陈延年被捕，心急如焚，急急忙忙找到安徽同乡胡适。见面后，汪便把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看。

　　 胡适认不出陈延年的笔迹，便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听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营救他。”汪告诉胡适：“写信人就是陈延年。”

　　 胡适表示：“好吧，我设法通过吴稚晖营救他。”分手时，胡适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钻进小汽车，直接来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了吴稚晖。

　　 吴稚晖得悉陈延年被捕，欣喜若狂，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并称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19 年2月，政权灭亡已经是时间问题，蒋介石派蒋经国乘专机，将吴稚晖接到台湾。多岁的大老吴稚晖，一到台湾，便向蒋介石建议：李宗仁成不了大的气候，你要准备接收残局，尽快成立总裁办公室，负责实际指挥。

　　 蒋介石接受了吴稚晖的建议，于19年8月在台北阳明山成立了“总裁办公室”。

　　 19年3月1日，蒋介石重新上台，宣布恢复行使“总统” 职权。吴稚晖秉承蒋介石之意，领衔215名六大中央委员上书蒋介石，请蒋介石领导的“改造”运动。

　　 当吴稚晖听说来台的许多人都反对蒋介石扶植蒋经国时，安慰蒋经国说：“我知道有许多人想用各种手段反对你，也有人 造谣中伤你，算不得什么！你都必须好好地做，一个没有被人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

　　 然而，经受这种政治失败和离开家乡双重打击的吴稚晖，已 经是病入膏肓了。虽然蒋介石对他恩宠有加，不时前来探询慰问，但吴稚晖已经无法再为蒋公尽力了。19年10月30 日，吴稚晖终于在孤岛台湾闭上了一双老眼。